【對華政策的範式轉移】絕對是歷史性講話.
#成萬字 #萬言書 #頹譯都譯死人
----小弟頹譯------
蓬佩奧:謝謝。謝謝你們。州長,您的慷慨介紹。的確是這樣:當您在那個體育館裡散步時,說出“蓬佩奧”的名字,人們就會耳語。因為,我有一個兄弟,Mark,他是一個非常好,一位非常出色的籃球運動員。
請為藍鷹榮譽衛隊(Blue Eagles Honor Guard)及飛行員Kayla Highsmith下士對國歌的精彩演繹給多一次掌聲如何? (掌聲)
也要感謝Laurie牧師那動人的祈禱,我還要感謝Hugh Hewitt和尼克遜基金會的邀請讓我在這個重要的美國機構發言。很高興能受空軍人員演唱,由海軍陸戰隊介紹,讓個一個陸軍傢伙站在海軍傢伙的房子前面。 (笑聲)(按蓬佩奧曾在美國陸軍服役 )一切都很好。
很榮幸來到Yorba Linda,尼克遜的父親在那裡建立了他出生和成長的房屋。
在這困難時刻,使今天成為可能的尼克遜中心董事會和工作人員,感謝,感謝我和我的團隊使這一天成為可能。
我們很幸運能在觀眾中見到一些特別的嘉賓,包括我認識的Chris Nixon (尼克遜的孫,Christopher Nixon Cox)。我還要感謝Tricia Nixon和Julie Nixon Eisenhower (尼克遜兩位女兒)對這次訪問的支持。
我還想提一提幾位勇敢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他們長途跋涉並出席。其他尊貴的客人-(掌聲)-尊貴的客人,謝謝您的光臨。那些在帳篷下的人,您們必須支付額外的費用(笑)。
以及那些正在觀看直播的人,感謝您的收看。
最後,正如州長所說,我在Santa Ana出生,離這裡不遠。今天有我的姐姐和她的丈夫在聽眾中。謝謝大家的光臨。我敢打賭,您從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
我今天的講話是我在一系列中國演講中的第四組講話,我請國家安全顧問Robert O’Brien,聯邦調查局局長Chris Wray和司法部長Barr陪同我發言。
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一個實在的任務。這是在解釋美國與中國關係的不同方面,數十年來這種關係中出現的巨大失衡以及中國共產黨所計劃的霸權。
我們的目標是明確指出,特朗普總統的中國政策正在解決的對美國人的威脅是明顯的,並且我們正確立保障自由的戰略。Robert O’Brien談到了意識形態。聯邦調查局局長Wray談到了間諜活動。司法部長Barr談到了經濟學。現在,我今天的目標是將這一切匯總給美國人民,並詳細說明中國的威脅對我們的經濟,我們的自由,乃至全球自由民主國家的未來的衝擊。
自基辛格(Kissinger)博士秘密訪問中國以來,到明年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而尼克松總統訪華50週年也就在2022年。
那時世界大不一樣了。
我們以為與中國交往(engagement)將創造一個帶有友好合作前景的美好未來。
但是今天—今天我們仍然戴著口罩,看著疫性的死亡人數仍在增加,因為中共對世界的承諾沒有兌現。我們每天早上都在讀到鎮壓香港和新疆的新聞消息。
我們看到的中國貿易濫用行為的驚人數字使美國失去了工作,並給整個美國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包括南加州。而且我們正在看著一支越來越強大,甚至更具威脅性的中國軍隊。
從加利福尼亞州到我的家鄉堪薩斯州以及其他地區,我都有著與美國人心中的疑問:從與中國交往至今,美國人民這50年見到了什麼?
領袖們曾說過的中國邁向自由與民主發展的理論是否正確?
這是中國對 "雙贏" 局面的定義嗎?
實際上,從國務卿的角度來看,美國更安全嗎?我們是否有更大的可能為我們自己實現和平,並為我們之後的子孫後代享有和平?
看,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硬道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硬道理,它將指導我們在未來幾十年中發展,如果我們要擁有一個自由的21世紀,而不是習近平夢想的中國世紀,那麼與中國盲目交往的舊範式坦白說是沒有贏的機會。我們決不能在此繼續,也絕不能重返。
正如特朗普總統已明確指出的那樣,我們需要一項保護美國經濟乃至我們生活方式的戰略。自由世界必須戰勝這一新的暴政。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
現在,在我似乎不太希望拆除尼克遜總統的遺產之前,我想明確地說,他做了當時他認為最適合美國人民的事情,而且他很可能是對的。
他是中國的傑出學生,冷酷的勇士和中國人民的偉大仰慕者,正如我們一樣。
他意識到中國太重要而不能忽視,即使國力由於自身的共產主義野蠻行為而被削弱。這值得尼克遜給予極大的讚譽。
1967年,尼克遜在一篇非常著名的外交事務文章中解釋了他的未來戰略。
他的話是這樣的:他說:“從長遠來看,我們根本無法永遠把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中國改變之前,世界不會安全。因此,我們的目標是 —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必須作出影響,而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促使改變。”
我認為這是整篇文章中的關鍵詞:“促使改變”。
因此,在歷史性的北京之行中,尼克遜總統開始了我們的交住戰略。他崇高地尋求一個更自由,更安全的世界,並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兌現這一承諾。
隨著時間的流逝,美國決策者越來越多地認為,隨著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它將會對外開放,它會在國內變得更加自由,而實際上在國外所面臨的威脅卻越來越小,它將變得更加友好。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那個必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一直在進行的這種交往並沒有帶來尼克遜總統希望所引起的中國內部的變化。事實是,我們的政策以及其他自由國家的政策使中國經濟從衰落得以恢復,但北京反咬了養活它的國際力量。
我們曾向中國公民張開雙臂,只是看到中國共產黨利用我們的自由開放社會。中國派宣傳員參加了我們的新聞發布會,研究中心,高中,大學,甚至參加了家長教師會議。
我們將台灣的朋友邊緣化,後來台灣蓬勃發展為積極的民主國家。
我們給中國共產黨和政權本身以特殊的經濟待遇,只是看到中共堅持以對其人權侵犯保持沉默作為讓西方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
前一天,Robert O’Brien大使舉了幾個例子:萬豪,美國航空,達美航空,聯合航空都從其公司網站上刪除了對台灣的提及,以免激怒北京。在荷里活,這裏的不遠處,距離美國創作自由的中心和自命為社會正義的仲裁者,他們的自我審查可說是對中國發展最不利的參考。
公司對CCP的默許也發生在世界各地。
這種企業忠誠度如何運作?奉承會得到獎勵嗎?讓我引述Barr總檢察長在講話。他在上週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統治者的最終野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是要略奪美國。”
中國剝奪了我們寶貴的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損失了在美國各地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它從美國吸走了供應鏈,然後添加了一個由奴隸制度製成的小工具。
它使世界上主要的水路對國際貿易而言變得不那麼安全。
尼克遜總統曾經說過,他擔心自己通過向中共開放世界而創造了一個“科學怪人”,這正是如此。
現在,有誠信的人可以辯論為什麼自由國家允許這些年來,這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也許我們對中國的惡毒的共產主義幼稚,或者在我們在冷戰勝利後變得自大,或者軟弱的資本主義者被北京所說的“和平崛起”所愚昧。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今天的中國在國內都越來越專制,並開始對其他地方的自由作出干預。
特朗普總統說:夠了。
我不認為兩派的人對我今天所說的事實提出異議。但是即使到現在,也有人堅持認為,為了對話而對話。
現在,要明確地說,我們將繼續討論。但是這些對話的意義是不同的。幾週前,我去了檀香山,與楊潔篪見面。
這是同樣的古老故事—說了很多話,但實際上沒有任何改變任何行為的提議。
楊的承諾,就像中共在他面前做出的許多承諾一樣,都是空洞的。我想,他的期望是我會屈服於他們的要求,因為坦率地說,這是許多前任政府所做的。我沒有,特朗普總統也不會。正如O’Brien很好地解釋的那樣,我們必須記住,中共政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習近平堅信這已破產的極權主義思想。
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正是這種意識形態反映了他數十年來對全球共產主義中國霸權的渴望。美國再也不能忽視我們兩國之間的根本政治和意識形態差異,就像中共從來沒有忽視它們一樣。
以我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然後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擔任美國國務卿兩年多的經驗,使我對這種中央理解成為可能:
唯一的方式 — 真正改變共產主義中國的唯一方法,不是對中國領導人聽其言,而是觀其行。您會看到美國政策對此結論做出了回應。列根總統說,他是在“信任但要核實”的基礎上與蘇聯打交道的。關於中共,我說我們必須"不信任和核查"。 (掌聲)
我們,世界上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像尼克遜總統所希望的那樣,促使中國發生變化。我們必須促使中國以更具創造性和果斷性的方式進行變革,因為北京的行動威脅著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繁榮。
我們必須首先改變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伙伴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必須說實話。我們不能像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把這個假象視為正常國家。
我們知道,與中國進行貿易不像與一個正常的,遵守法律的國家進行貿易。北京威脅將國際協議視為—將協議視為建議,以作為主導全球的渠道。
但是,通過堅持公平條款,就像我們的貿易代表在獲得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所做的那樣,我們可以迫使中國考慮其知識產權盜竊和損害美國工人的政策。
我們也知道,與擁有CCP支持的公司開展業務與與一家加拿大公司開展業務不同。他們不回答獨立委員會的問題,而且其中許多是由國家贊助的,因此無需追求利潤。
華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不再假裝華為是一家無辜的電信公司,它的出現是為了確保您可以和朋友聊天。我們稱其為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並為採取了相應的行動。
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的公司在中國投資,他們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地支持共產黨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因此,我們的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已批准並將那些危害和濫用世界人民最基本權利的中國領導人和實體列入黑名單。多個部門已就商業諮詢機構合作,以確保我們的CEO了解其供應鏈在中國境內的工作。
我們也知道,我們也知道並非所有的中國學生和僱員都只是來這裡賺錢和積累一些知識的普通學生和工人。他們太多人來這裡竊取我們的知識產權並將其帶回自己的國家。司法部和其他機構已對這些罪行進行了嚴厲的懲罰。
我們知道,解放軍也不是正規軍。其目的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精英的絕對統治,擴大中國帝國,而不是保護中國人民。
因此,美國國防部加大了工作力度,擴大了在東,南海以及台灣海峽以及整個海峽的航行操作自由。我們還建立了一支太空部隊,以幫助阻止中國對這一最後邊界的侵略。
同樣,坦率地說,我們在美國國務院制定了一套與中國打交道的新政策,推動特朗普總統實現公正與互惠的目標,以改寫幾十年來不斷加劇的失衡。
就在本週,我們宣布關閉在休斯敦的中國領事館,因為它是間諜和知識產權盜竊的樞紐。 (掌聲)
兩週前,我們在南中國海扭轉了過去八年忽略的國際法權益。
我們呼籲中國限制其核能力以適應當今時代的戰略現實。
國務院- 在世界各地,各個層面- 都與中國同行進行了交流,只是要求公平和互惠。
但是我們的方法不只是要變得強硬。那不可能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還必須與中國人民互動並賦予他們權力,他們是一個充滿活力,熱愛自由的人民,他們與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首先是面對面的外交。 (掌聲)
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遇到了有才華和勤奮的中國人。我遇過逃離新疆集中營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我曾與香港的民主領袖進行了交談,有陳日君樞機到黎智英。兩天前,我在倫敦會見了香港自由戰士羅冠聰。
上個月在我的辦公室裡,我聽到了天安門廣場倖存者的故事。其中之一今天在這裡。王丹是一名關鍵學生,他從未停止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王先生,請您站起來,以便我們見到您嗎? (掌聲)
今天與我們同在的還有中國民主運動之父魏京生。他在中國的勞改營度過了幾十年的時間。魏先生,你能站起來嗎? (掌聲)
我成長及服役於冷戰時期。如果我學到一件事,共產黨人幾乎總是撒謊。他們告訴我們的最大謊言是,他們認為自己能代表14億被監視,壓迫和害怕說出來的人。
恰恰相反。中共比任何敵人都更擔心中國人民的誠實觀點,失去對權力的控制。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從武漢的醫生那裡聽到他們的來信,並且允許他們對新疫病的爆發發出警報,那麼世界會變得更好—更不用說中國內部的人了。
幾十年來,我們的領袖一直無視,淡化勇敢的中國異見者的話,他們警告過我們所面對之政權。
我們不能再忽略它了。他們與任何人一樣知道我們永遠無法回到現狀。
但是改變中共的舉動並不單單是中國人民的使命。自由國家必須努力捍衛自由。這不是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有信心我們可以做到。我有信心,因為我們以前做過。我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有信心,因為中共正在重複蘇聯犯下的一些同樣的錯誤-疏遠潛在的盟友,破壞國內外的信任,拒絕財產權和法治。
我有信心。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我看到其他國家之間的覺醒,他們知道我們無法回到過去,美國亦如是。我從布魯塞爾,悉尼到河內都聽說過。
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們可以捍衛自由,因為自由本身是漂亮的。
看看香港人因中共加強對這個驕傲城市的控制,要移居海外。他們揮舞著美國國旗。
是的,確實有差異。與蘇聯不同,中國已深入融入全球經濟。但是,北京對我們依賴,甚於我們依賴他們。 (掌聲)
瞧,我拒絕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可避免中國的時代,某些陷阱(按:修昔底德陷阱)是預設的,中共至上是未來。我們的方法不是注定失敗的,因為美國正在衰落。正如我在今年早些時候在慕尼黑說的那樣,自由世界仍在勝利的一方。我們只需要相信它,就明白它並為此感到自豪。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仍然希望加入開放社會。他們來到這裡學習,來到這里工作,來到這里為家人謀生。他們並不想留在中國。
是時候了。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這是完美的時機。現在是自由國家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並非每個國家都將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中國,也不應該。每個國家都必須對如何保護自己的主權,如何保護自己的經濟繁榮以及如何保護自己的理想不受中國共產黨的觸碰而有所了解。
但是我呼籲每個國家的每一個領導人—如美國所先行的—簡單地堅持互惠,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透明度和問責制。
這些簡單而強大的標準將取得很大的成就。太長時間了,我們讓中共制定交往條款,但不再這樣做。自由國家必須定下基調。
我們必須遵循相同的原則。我們必須在沙子上劃出共同的界線,而這不能被中共的討價還價或他們的野蠻沖走。確實,這就是美國最近所做的事情,因為我們一勞永逸地拒絕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主張,因為我們已敦促各國成為廉潔國家,以免其公民的私人信息落在手裡中國共產黨。我們通過制定標準來做到這一點。
現在,這確實很困難。對於一些小國家來說很難。他們害怕被人欺負。因此,其中一些人根本沒有能力,沒有勇氣暫時與我們站在一起。的確,我們與北約的盟友並未以其對香港的立場站起來,因為他們擔心北京會限制中國市場的准入。這種膽怯會導致歷史性的失敗,我們無法重複。
我們不能重複過去幾年的錯誤。中國面臨的挑戰要求民主國家發揮作用和精力,民主國家包括歐洲,非洲,南美,尤其是印度太平洋地區。
而且,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那麼中共最終將侵蝕我們的自由,並顛覆我們的社會努力建立的基於法規的秩序。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孩子的孩子可能會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擺佈,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是當今自由世界中的主要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註定不會永遠在中國內外施暴,除非我們允許
現在,這與圍堵無關。不要相信這策略。這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複雜的新挑戰。蘇聯與自由世界隔絕了。共產主義中國已經在我們的邊界之內。
因此,我們不能獨自面對這一挑戰。聯合國,北約,七國集團國家,二十國集團,我們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合力,如果我們清楚明確地並勇往直前,無疑足以應付這一挑戰。
也許是時候讓志趣相投的國家組成一個新的團體,一個新的民主國家聯盟了。
我們有工具。我知道我們可以做到。現在我們需要意志。引用聖經經文,我問“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你們心靈雖然願意,肉體卻是軟弱的。”
如果自由世界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共產主義中國一定會改變我們。無法因為舒適或便利而返回到過去的做法。
確保我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而美國完全有能力領導它,
因為我們的建國原則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機會。正如我上週在費城站立時所看到的那樣,注視著獨立廳,我們的國家建立在所有人類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某些權利的前提下。
確保這些權利是我們政府的工作。這是一個簡單而有力的真理。它使我們成為全世界人民的自由燈塔,包括中國境內的人。
確實,尼克遜在1967年寫道“除非中國改變,否則世界是不安全的”是正確的。現在我們該聽他的話了。
今天的危機已經明確了。
今天,覺醒正在發生。
今天,自由世界必須作出回應。
我們永遠無法回到過去。
願上帝保佑你們每個人。
願上帝保佑中國人民。'
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
謝謝你們。(掌聲)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Governor, for that very, very generous introduction. It is true: When you walk in that gym and you say the name “Pompeo,” there is a whisper. I had a brother, Mark, who was really good – a really good basketball player.
And how about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 Blue Eagles Honor Guard and Senior Airman Kayla Highsmith, and her wonderful rendition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pplause.)
Thank you, too, to Pastor Laurie for that moving prayer, and I want to thank Hugh Hewitt and the Nixon Foundation for your invitation to speak at this important American institution. It was great to be sung to by an Air Force person, introduced by a Marine, and they let the Army guy in in front of the Navy guy’s house. (Laughter.) It’s all goo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n Yorba Linda, where Nixon’s father built the house in which he was born and raised.
To all the Nixon Center board and staff who made today possible – it’s difficult in these times – thanks for making this day possible for me and for my team.
We are blessed to have some incredibly special people in the audience, including Chris, who I’ve gotten to know – Chris Nixon. I also want to thank Tricia Nixon and Julie Nixon Eisenhower for their support of this visit as well.
I want to recognize several courageous Chinese dissidents who have joined us here today and made a long trip.
And to all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 (applause) – to all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For those of you who got under the tent, you must have paid extra.
And those of you watching live,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And finally, as the governor mentioned, I was born here in Santa Ana, not very far from here. I’ve got my sister and her husband in the audience toda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out. I bet you never thought that I’d be standing up here.
My remarks today are the fourth set of remarks in a series of China speeches that I aske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O’Brien, FBI Director Chris Wray,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Barr to deliver alongside me.
We had a very clear purpose, a real mission. It wa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facets of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massive imbalance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at have built up over decad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signs for hegemony.
Our goal was to make clear that the threats to Americans that President Trump’s China policy aims to address are clear and our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ose freedoms established.
Ambassador O’Brien spoke about ideology. FBI Director Wray talked about espionage. Attorney General Barr spoke about economics. And now my goal today is to put it all together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detail what the China threat means for our economy, for our liberty, and indeed for the future of free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Next year marks half a century since Dr. Kissinger’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an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President Nixon’s trip isn’t too far away in 2022.
The world was much different then.
We imagined engagement with China would produce a future with bright promise of comity and cooperation.
But today – today we’re all still wearing masks and watching the pandemic’s body count rise because the CCP failed in its promises to the world. We’re reading every morning new headlines of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in Xinjiang.
We’re seeing staggering statistics of Chinese trade abuses that cost American jobs and strike enormous blows to the economies all across America, including he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we’re watching a Chinese military that grows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indeed more menacing.
I’ll echo the questions ringing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mericans from here in California to my home state of Kansas and beyond:
What do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to show now 50 years on from engagement with China?
Did the theories of our leaders that proposed a Chinese evolution towards freedom and democracy prove to be true?
Is this China’s definition of a win-win situation?
And indeed, centrally,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perspective, is America safer? Do we have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peace for ourselves and peace for the generations which will follow us?
Look, we have to admit a hard truth. We must admit a hard truth that should guide us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that if we want to have a free 21st century, and not the Chinese century of which Xi Jinping dreams, the old paradigm of blind engagement with China simply won’t get it done. We must not continue it and we must not return to it.
As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very clear, we need a strategy that protects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indeed our way of life.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
Now, before I seem too eager to tear down President Nixon’s legacy, I want to be clear that he did what he believed was bes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t the time, and he may well have been right.
He was a brilliant student of China, a fierce cold warrior, and a tremendous admir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just as I think we all are.
He deserves enormous credit for realizing that China was too important to be ignored, even when the nation was weakened because of its own self-inflicted communist brutality.
In 1967, in a very famous Foreign Affairs article, Nixon explained his future strategy. Here’s what he said:
He said, “Taking the long view,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leave China forever outside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world cannot be safe until China changes. Thus, our aim – to the extent we can, we must influence events. Our goal should be to induce change.”
And I think that’s the key phrase from the entire article: “to induce change.”
So, with that historic trip to Beijing, President Nixon kicked off our engagement strategy. He nobly sought a freer and safer world, and he hop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return that commitment.
As time went on, American policymakers increasingly presumed that as China became more prosperous, it would open up, it would become freer at home, and indeed present less of a threat abroad, it’d be friendlier. It all seemed, I am sure, so inevitable.
But that age of inevitability is over. The kind of engagement we have been pursuing has not brought the kind of change inside of China that President Nixon had hoped to induce.
The truth is that our policies – and those of other free nations – resurrected China’s failing economy, only to see Beijing bite the international hands that were feeding it.
We opened our arms to Chinese citizens, only to se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loit our free and open society. China sent propagandists into our press conferences, our research centers, our high-schools, our colleges, and even into our PTA meetings.
We marginalized our friends in Taiwan, which later blossomed into a vigorous democracy.
We g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gime itself special economic treatment, only to see the CCP insist on silence over its human rights abuses as the price of admission for Western companies entering China.
Ambassador O’Brien ticked off a few examples just the other day: Marriott, American Airlines, Delta, United all removed references to Taiwan from their corporate websites, so as not to anger Beijing.
In Hollywood, not too far from here – the epicenter of American creative freedom, and self-appointed arbiters of social justice – self-censors even the most mildly unfavorable reference to China.
This corporate acquiescence to the CCP happens all over the world, too.
And how has this corporate fealty worked? Is its flattery rewarded? I’ll give you a quote from the speech that General Barr gave, Attorney General Barr. In a speech last week, he said that “The ultimate ambition of China’s rulers isn’t to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to rai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ripped off our pr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 secrets, causing millions of jobs[1] all across America.
It sucked supply chains away from America, and then added a widget made of slave labor.
It made the world’s key waterways less saf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e.
President Nixon once said he feared he had created a “Frankenstein”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 CCP, and here we are.
Now, people of good faith can debate why free nations allowed these bad things to happen for all these years. Perhaps we were naive about China’s virulent strain of communism, or triumphalist after our victory in the Cold War, or cravenly capitalist, or hoodwinked by Beijing’s talk of a “peaceful rise.”
Whatever the reason – whatever the reason, today China is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in its hostility to freedom everywhere else.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enough.
I don’t think many people on either side of the aisle dispute the facts that I have laid out today. But even now, some are insisting that we preserve the model of dialogue for dialogue’s sake.
Now, to be clear, we’ll keep on talking. But the conversations are different these days. I traveled to Honolulu now just a few weeks back to meet with Yang Jiechi.
It was the same old story – plenty of words, but literally no offer to change any of the behaviors.
Yang’s promises, like so many the CCP made before him, were empty. His expectations, I surmise, were that I’d cave to their demands, because frankly this is what too many prior administrations have done. I didn’t,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either.
As Ambassador O’Brien explained so well,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CCP regime is a Marxist-Leninist regim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true believer in a bankrupt totalitarian ideology.
It’s this ideology, it’s this ideology that informs his decades-long desire for global hegemony of Chinese communism. America can no longer ignore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countries, just as the CCP has never ignored them.
My experience in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and then as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my now two-plus years as America’s Secretary of State have led me to this central understanding:
That the only way – the only way to truly change communist China is to act not on the basis of what Chinese leaders say, but how they behave. And you can see American policy responding to this conclusion. President Reagan said that he dealt with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basis of “trust but verify.” When it comes to the CCP, I say we must distrust and verify. (Applause.)
We, the freedom-loving nations of the world,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just as President Nixon wanted. We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in more creative and assertive ways, because Beijing’s actions threaten our people and our prosperity.
We must start by changing how our people and our partners perce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have to tell the truth. We can’t treat this incarnation of China as a normal country, just like any other.
We know that trading with China is not like trading with a normal, law-abiding nation. Beijing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s – treats international suggestions as – or agreements as suggestions, as conduits for global dominance.
But by insisting on fair terms, as our trade representative did when he secured our phase one trade deal, we can force China to reckon with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policies that harmed American workers.
We know too that doing business with a CCP-backed company is not the same as doing business with, say, a Canadian company. They don’t answer to independent boards, and many of them are state-sponsored and so have no need to pursue profits.
A good example is Huawei. We stopped pretending Huawei is an innocent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s just showing up to make su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We’ve called it what it is – a tru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 and we’ve taken action accordingly.
We know too that if our companies invest in China, they may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s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ur Departments of Treasury and Commerce have thus sanctioned and blacklisted Chinese leaders and entities that are harming and abusing the most basic rights for people all across the world. Several agencies have worked together on a business advisory to make certain our CEOs are informed of how their supply chains are behaving inside of China.
We know too, we know too that not all Chinese students and employees are just normal students and workers that are coming here to make a little bit of money and to garner themselves some knowledge. Too many of them come here to steal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o take this back to their countr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other agencies have vigorously pursued punishment for these crimes.
We know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not a normal army, too. Its purpose is to uphold the absolut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and expand a Chinese empire, not to protec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o our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ramped up its effort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out and throughout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nd we’ve created a Space Force to help deter China from aggression on that final frontier.
And so too, frankly, we’ve built out a new set of policie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dealing with China, pushing President Trump’s goals for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to rewrite the imbalances that have grown over decades.
Just this week, we announced the closure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because it was a hub of spy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pplause.)
We reversed, two weeks ago, eight years of cheek-turning with respect to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ve called on China to conform its nuclear capabilities to the strategic realities of our time.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 at every level, all across the world – has engaged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simply to demand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But our approach can’t just be about getting tough. That’s unlikely to achieve the outcome that we desire. We must also engage and empower the Chinese people – a dynamic, freedom-loving people who are completely distinct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begins with in-person diplomacy. (Applause.) I’ve met Chinese men and women of great talent and diligence wherever I go.
I’ve met with Uyghurs and ethnic Kazakhs who escaped Xinjiang’s concentration camps. I’ve talked with Hong Kong’s democracy leaders, from Cardinal Zen to Jimmy Lai. Two days ago in London, I met with Hong Kong freedom fighter Nathan Law.
And last month in my office, I heard the stories of Tiananmen Square survivors. One of them is here today.
Wang Dan was a key student who has never stopped fighting for freedom for the Chinese people. Mr. Wang, will you please stand so that we may recognize you? (Applause.)
Also with us today is 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Wei Jingsheng. He spent decades in Chinese labor camps for his advocacy. Mr. Wei, will you please stand? (Applause.)
I grew up and served my time in the Army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if there is one thing I learned, communists almost always lie. The biggest lie that they tell is to think that they speak for 1.4 billion people who are surveilled, oppressed, and scared to speak out.
Quite the contrary. The CCP fears the Chinese people’s honest opinions more than any foe, and save for losing their own grip on power, they have reason – no reason to.
Just think how much better off the world would be – not to mention the people inside of China – if we had been able to hear from the doctors in Wuhan and they’d been allowed to raise the alarm about the outbreak of a new and novel virus.
For too many decades, our leaders have ignored, downplayed the words of brave Chinese dissidents who warned u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regime we’re facing.
And we can’t ignore it any longer. They know as well as anyone that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status quo.
But changing the CCP’s behavior cannot be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lone. Free nations have to work to defend freedom. It’s the furthest thing from easy.
But I have faith we can do it. I have faith because we’ve done it before. We know how this goes.
I have faith because the CCP is repeating some of the same mistak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made – alienating potential allies, breaking trust at home and abroad, rejecting property rights and predictable rule of law.
I have faith. I have faith because of the awakening I see among other nations that know we can’t go back to the past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do here in America. I’ve heard this from Brussels, to Sydney, to Hanoi.
And most of all, I have faith we can defend freedom because of the sweet appeal of freedom itself.
Look at the Hong Kongers clamoring to emigrate abroad as the CCP tightens its grip on that proud city. They wave American flags.
It’s true, there are differences. Unlike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But Beijing is more dependent on us than we are on them. (Applause.)
Look, I reject the notion that we’re living in an age of inevitability, that some trap is pre-ordained, that CCP supremacy is the future. Our approach isn’t destined to fail because America is in decline. As I said in Munich earlier this year, the free world is still winning. We just need to believe it and know it and be proud of i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till want to come to open societies. They come here to study, they come here to work, they come here to build a life for their families. They’re not desperate to settle in China.
It’s time. It’s great to be here today. The timing is perfect. It’s time for free nations to act. Not every nation will approach China in the same way, nor should they. Every nation will have to come to its own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protect its own sovereignty, how to protect its own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how to protect its ideals from the tentac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I call on every leader of every nation to start by doing what America has done – to simply insist on reciprocity, to insist o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s a cadre of rulers that are far from homogeneous.
And these simple and powerful standards will achieve a great deal. For too long we let the CCP set the terms of engagement, but no longer. Free nations must set the tone. We must operate on the same principles.
We have to draw common lines in the sand that cannot be washed away by the CCP’s bargains or their blandishments. Indeed, this i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recently when we rejected China’s unlawfu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nce and for all, as we have urged countries to become Clean Countries so that their citizens’ private information doesn’t end up in the h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did it by setting standards.
Now, it’s true, it’s difficult. It’s difficult for some small countries. They fear being picked off. Some of them for that reason simply don’t have the ability, the courage to stand with us for the moment.
Indeed, we have a NATO ally of ours that hasn’t stood up in the way that it needs to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because they fear Beijing will restrict access to China’s market. This is the kind of timidity that will lead to historic failure, and we can’t repeat it.
We cannot repeat the mistakes of these past years. The challenge of China demands exertion, energy from democracies – those in Europe, those in Africa, those in South America, and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if we don’t act now, ultimately the CCP will erode our freedoms and subvert the rules-based order that our societies have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If we bend the knee now, our children’s children may be at the mer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se actions are the primary challenge today in the free world.
General Secretary Xi is not destined to tyrannize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forever, unless we allow it.
Now, this isn’t about containment. Don’t buy that. It’s about a complex new challenge that we’ve never faced before. The USSR was closed off from the free world. Communist China is already within our borders.
So we can’t face this challenge alone. The United Nations, NATO, the G7 countries, the G20, our combined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power is surely enough to meet this challenge if we direct it clearly and with great courage.
Maybe it’s time for a new grouping of like-minded nations, a new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We have the tools. I know we can do it. Now we need the will. To quote scripture, I ask is “our spirit willing but our flesh weak?”
If the free world doesn’t change – doesn’t change, communist China will surely change us. There can’t be a return to the past practices because they’re comfortable or because they’re convenient.
Securing our freedom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mission of our time, and America is perfectly positioned to lead it because our founding principles give us that opportunity.
As I explained in Philadelphia last week, standing, staring at Independence Hall, our n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premise that all human beings possess certain rights that are unalienable.
And it’s our government’s job to secure those rights. It is a simple and powerful truth. It’s made us a beacon of freedom for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people inside of China.
Indeed, Richard Nixon was right when he wrote in 1967 that “the world cannot be safe until China changes.” Now it’s up to us to heed his words.
Today the danger is clear.
And today the awakening is happening.
Today the free world must respond.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past.
May God bless each of you.
May God bless the Chinese people.
And may God bles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nk you all.
(App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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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又有「藍能否變黃」的第N回討論。其實當然有成功例子啦。
被催淚彈殻射到爆缸仍記掛著翌日能否帶女友和未來外母去旅行。這是個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
Crowdfunding for the project《Wounds of Hong Kong 港傷》https://bit.ly/2WuNq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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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nglish please scroll down
雄仔(化名) 護士 31歲
2019年11月8日深夜,雄仔與女朋友路過旺角惠豐中心,遇上市民與防暴警對峙。他倆看見警察有異動,正想離開現場,但警方已開始發射催淚彈。彈殻擦過雄仔的頭部,即時血流如注,留下3cm的縫針疤痕。
「講起就激氣(光火),在前線受傷我反而開心。」當時旺角街頭有防暴警察列陣,市民向他們叫罵,「都係『撚狗』(調侃警察)。」然而「撚狗」會令警察暴怒,繼而報復,「現在他們把催淚彈當子彈用啦。」雄仔褂彩,同為護士的女朋友嚇得哭了,但他仍然冷靜,心想:「仆街了(靠)!明天還能飛嗎?」
因為參與抗爭,加上工時長,雄仔自6月以來都沒有好好陪伴女朋友,「她也是黃絲,覺得不應該拿這些事來詐型(發難),藏在心裏,但你會感受到她的不滿。」計劃已久的小旅行算是補償,還要帶著未來外母同遊,「始終是女孩,需要陪伴、關心,要有拍拖活動。」他去醫院縫針後,翌日按計劃出發。
雄仔的女友和家人知道他有上街遊行,卻不知道他是「家長」,助養了9名只有10幾歲的「子女」。8月18日的大型遊行,他到達終點後轉入夏愨道,看看有何事發生,「有人呼召社工,有個小朋友在哭、嚷著要自殺,因為屋企是藍絲。我想,我應該可以幫忙。」雄仔就此成為「家長」。子女又介紹其他子女,漸漸膝下承歡。
除了提供情緒支援,雄仔也為子女提供零用錢,「『文具』 好貴,我常叫他們以安全為先,有事就棄裝,再買過。」「仔女都好生性。要把塞錢偷偷攝入gear(抗爭裝備),怕他們不肯要。」「文具」就是防毒面具和濾罐,每套大約1000港元,「我有工作,可以撐住,只是花了積蓄,對不起女友啦。」至今他已花了6、7萬元在子女身上,「她知道我花了1000元都肉赤到死(心疼得要死),怎敢跟她說?」
需要接濟的少年很多來自建制家庭,因為政見而被斷糧草、甚至斷六親。 若雄仔晚生十幾年,他很可能是其中之一,「我爸是紅底。自細他就跟我說票投民建聯(親北京政黨),不然就脫離父子關係。」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他仍是投民建聯的周浩鼎,2014年雨傘運動當然沒有參與,「之前的抗爭關於政制,可能我未感受到對人生自由有重大威脅。實行雙普選需要時間,香港社會始終未成熟。」直到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他才感到刀刃在脖子上,「明明是一國兩制, 可以引渡逃犯,就會造成破窗。事事都要跟大陸接軌,要引入計分制(社會信用評分制度)嗎?」怕中港區隔蕩然無存。
在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雄仔首次「倒戈」,「大氣候是分顏色(政治立場)投票。我也不相信泛民主派,不信有救世主,但我就是要建制派輸。雖然我仍然覺以地區事務而言,建制派做到的比反對派多。」因為官僚樂於賣人情予建制派。雄仔有個親戚曾購買私煙,遇著海關放蛇,因為數量頗多,有轉售的嫌疑,房屋署以從事非法勾當為理由,想收回他的公屋單位。後來由建制派區議員出面求情,才得以過關,「如果找泛民議員幫手,房署不會給他面子。」
雄仔與家人住在狹小的公屋單位,因為要收藏大量「文具」,近月已搬到朋友家中。他與女友關係穩定,卻未想過同居,「租金貴,如果可以搬出來,就可以結婚啦。」「我女友很依賴、很需要照顧。待這件事(抗爭)完結再談吧,不然應付不了。她去旅行連目的地都不知道,帶行李去機場就是了。我計劃好行程,她便跟著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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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alias) 31 years old Nurs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of November 8th, 2019, Hung and his girlfriend passed by Wai Fung Plaza in Mongkok and stumbled upon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riot police. The police fired tear gas bombs when the two started to leave. Hung was hit by a bullet case on his head, leaving a three-centimeter long scar.
“I get so mad every time I talk about this incident. It would have been worthwhile if I was injured at the frontline in a protest,” said Hung. At the time, there were riot police on the streets of Mong Kok. The public was yelling and having arguments with them. That made the police angry, so they retaliated. “Nowadays, the riot police use tear gas bombs as bullets,” said Hung. Hung’s girlfriend, a nurse, was crying from fear when he was hit. However, Hung was calm, only worrying about if he would need to cancel their trip for the day after.
Because of his participation in protests and long working hours, Hung hadn’t spent much time with his girlfriend since June. “She is also a pro-democracy supporter so she understands and never complains, but I knew she was upset about me not spending enough time with her. The get-away trip we had planned was considered to be ‘compensation’ for her. We were also taking my future mother-in-law with us. As a girl, I understand she wants company, care, and time from her boyfriend,” said Hung. After getting stitches at the hospital for his wound, Hung went on the trip.
Hung’s girlfriend and his family know that he participates in protests, but they don’t know he is also a “parent” who helps “raise” 9 teenagers. On the protest on August 18th, he was at Harcourt Road after the end of the protest. He heard someone calling for a social worker. A kid was crying and saying he wanted to commit suicide because his parents are pro-establishment supporters. Hung thought he could do something to help. That’s how he became a “parent” and ended up helping more kid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emotional support, Hung also helps them financially by giving them money. “ ‘Stationery’ is expensive. I always remind them that safety is the first priority. They should leave their gear behind if they need to run. They can always repurchase their gear. These are good kids, and they don’t always accept my offers, so I need to secretly hide money into their gear for them,” said Hung. The ‘stationery’ is actually protective gear like gas masks and filter canisters. Each set costs approximately HK$1,000. “I have a job, so I can afford them. I spent my savings, so it made me feel bad for my girlfriend, as I didn’t tell her exactly how much I had spent on the kids,” said Hung. Until now, Hung had already spent over HK$60,000 to HK$70,000.
Most of the kids Hung helps are from pro-establishment families. Having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these kids don’t get support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are left with no money and no place to stay. Hung thinks if he were born ten years later, he could have been one of these kids. “My father is an extreme Beijing-backed establishment supporter. He has told me to vote for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DAB), a pro-Beijing party since I was a kid. Otherwise, he would disown me,” said Hung. Up until the 2016 New Territories East by-election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e still voted for DAB’s Chow Ho-ding, Holden. Of course, he didn’t participate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2014. He said the previous protests were about the political system, so he might not have felt a major threat to his freedom then. “It took time to implement universal suffrage, and Hong Kong wasn’t ready.” It wasn’t until the government forced the revision of the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that he finally realized, “I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uld extradite the fugitives, this change would become a breaking point, with everything in line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In the November 2019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it was Hung’s first time he didn’t vote for the DAB, “Voters voted based on their political stance. I don’t believe the pan-democrats but I don’t want the pro-establishment parties to win either. Although I still feel that in terms of local affairs, the pro-establishment parties had done more,” said Hung, since the bureaucrats are willing to give favors to the pro-establishment parties. For example, a relative of Hung was caught buying illegal cigarettes, he was suspected of reselling them. The Housing Department wanted to take back his public housing unit on the grounds of engaging in illegal activities. Later, it was the district councilor of the pro-establishment party that helped resolve the issue.
Hung and his family live in a tiny public housing unit, which doesn’t allow him to keep all the ‘stationery’ there, so he moved in with his friend. But he never thought about moving in with his girlfriend. “Rent is expensive. If we could afford to move out, we would get married. She is very dependent and needs to be taken care of. We will wait and talk about marriage later until the civil rights protests are over,” said Hung.
攝 photo:高仲明 Ko Chung Ming
文 text:蔡慧敏 Choi Wai Man
譯 translate:Joanna Ng
how do i live介紹 在 余海峯 David . 物理喵 phycat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費曼102歲誕辰】兩年前費曼百歲誕辰時,我寫了這篇文章,內容全靠我自己多年重讀N次所有費曼的書和傳記而寫成(加上後來一點fact check)。我大致把他最有趣和最有意義的生平事跡都寫過了,我想暫時也難再寫另一篇了。
立場link:http://thestandnews.com/cosmos/百年華誕紀念-繼續鬧吧-費曼先生/
//一百年前今天,理查.費曼 (Richard Feynman, 1918–1988) 在美國紐約出生。他的父親梅爾維爾.費曼 (Melville Feynman) 移民自白俄羅斯猶太家庭;母親露西樂.菲利普 (Lucille Phillips) 則來自波蘭猶太家庭。費曼五歲時,父母誕下了第二個兒子。不幸地,這個孩子在四週大時夭折。費曼的妹妹喬安.費曼 (Joan Feynman) 在他九歲時出生。
費曼是誰?他是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奬得主、開創量子電動力學、發明費曼圖;他亦傳奇無數,曾偷偷打開放有原子彈機密的夾萬、為脫衣舞廳老闆出庭作證、在皇室面前邊抽煙邊講爛笑話、身為物理系教授跑到生物系與學生一起上課做功課、飛到巴西參加音樂表演等。費曼從不介意別人目光,他甚至寫自傳細說這些離經叛道的行徑,使他可能成為物理學界裡比愛因斯坦更有名的物理學家。
父親啟蒙費曼踏上科學路
費曼與愛因斯坦一樣,很遲才開口說話。費曼從不認為自己是天才,他把對科學的啟蒙與熱情歸於他的父親。費曼憶述,雖然他父親是個賣制服的商人,但他從父親處學到了如何學習。有一天,費曼在玩一輛玩具貨車。他在玩具貨車上放了一個球,然後他發現當他把玩具貨車向前拉時,球會向後滾。
費曼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玩具貨車明明向前跑,但球卻向後滾?他跑去問父親,父親對他說,「其實球並沒有向後滾,你試試水平看著玩具貨車,就會發現這只是錯覺。」費曼照做,果真發現球其實是向前滾的。他再問父親,為什麼?父親的答案影響他一生往後看待宇宙萬物的態度:「那是個神秘的現象,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普遍的原理是,運動中的東西會繼續運動,靜止的東西會繼續靜止。科學家們叫這做慣性,但事實上,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有慣性。這只是一個稱呼。」費曼的父親教會費曼「知道東西的名字 (Know-what) 」和「知道東西 (Know-how) 」的分別。費曼的父親雖不是科學家,但他有科學家的態度:誠實地說不知道。
我希望分享另一個關於費曼與父親的故事。話說城鎮裡的家庭都會在暑假期間一起到郊外度假。男人們會在週中回城工作,在週末回到度假區陪伴家庭。一天,費曼與其他小孩一起郊遊,他們發現了一隻特別的鳥。其他孩子就比賽誰知道那隻鳥的名字。他們問費曼,費曼說他不知道。他們就嘲笑費曼:「難道你爸爸什麼都沒教你嗎?」
其實,費曼與父親早就見過同一種鳥。費曼父親當時對他說:「理查,我可以告訴你這隻鳥在世界上每種語言裡的名字。可是,到最後除了世界各地的人如何稱呼牠。關於牠的一切,其實你什麼都不知道。你要觀察這隻鳥,試著理解牠在做什麼。」費曼父親教會他名稱只是人類的創造,與大自然真實的知識毫無關係。
費曼回憶,他父親很喜歡與他一起閱讀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當他們讀到一個段落,例如恐龍,他父親就會停下來,圖像化地解釋:「暴龍身高二十五尺,頭闊六呎,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意思。這代表如果有一頭暴龍站在窗外,牠能從這裡的二樓窗外看見我們。不過牠的頭太大了,穿不過窗戶。」
這影響了費曼日後做物理研究時,往往喜愛從圖像化方式入手把問題簡化。費曼曾說過,如果我們無法把一個理論簡化至大學一年級的程度,我們就不算真正理解這個理論。他發明的費曼圖,大大簡化了量子力學的計算方式,就是明證。費曼圖幫助費曼推導出光與物質的互動——量子電動力學,費曼因而獲頒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厭惡權威的費曼
費曼厭惡權威,這點與愛因斯坦相似。費曼的父親是個制服商人,看盡世上各種制服行業的虛偽。他曾對費曼說:「教宗衣服下的那個人,也只不過與我們一樣,需要吃飯。」後來,當費曼知道他要從瑞典國王手上領取諾貝爾獎,他仍十分抗拒穿上西裝。
費曼不喜歡榮譽。他在學校的時候,被邀請加入了一個叫做「Arista Honor Society」的精英學生團體。費曼說他不喜歡這個團體,因為他們開會時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當費曼成為了有名的科學家後,他又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院士。費曼非常反感每次開會都在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最終,費曼忍受不住這些沒有養份的會議,不得不請辭。此後,費曼再也沒有加入過任何榮譽團體。
費曼母親:不怕炸了整間屋 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的科學家性格可能培養於學生時代。他曾在家裡建立了一個小實驗室,製作一些電路和做些電學實驗,有時候更會發生一些小意外。費曼的母親邀請朋友來家裡時,朋友們問她,妳不怕費曼炸了整間屋嗎?她回答說,她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喜歡把電器拆開,研究內部結構再重組。有一次,鎮上一個人找費曼幫忙修理一部收音機。費曼簡單檢查了一下,就看著收音機沉思,思考解決方法。那人看了,就問費曼為何還不動手?費曼就說:「我正在修!」最後果真給他想出問題根源,修好了收音機。那人就周圍幫費曼宣傳:「他用想的就能修好收音機!」
與妹妹的約定
有一晚半夜時分,費曼把妹妹叫醒,說有東西要給她看。費曼帶她到外面空地,喬安抬頭看到美麗的極光。喬安問費曼,這是什麼?費曼說「這叫極光,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出現極光。」喬安覺得極光很有趣,便說日後也要成為科學家,研究極光。他們就約定,費曼可以研究世上任何現象,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最終,喬安真的成為了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一生都在研究她與哥哥約定的極光。
費曼成名後,有一位物理學家想請教費曼對極光成因的想法。費曼說他是有一點想法的,但是他必須先打一個電話。費曼當場向學校借用電話,「喬安,我可以說我對極光的想法嗎?」然後回頭向那位物理學家說:「對不起,我跟妹妹有個約定,這世上所有現象我都可以研究,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所以我不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精於數學 自創符號
費曼對數學很感興趣,很早就自學超越學校程度的數學了。他想學習微積分,就去圖書館借相關的教科書。可是,圖書館管理員竟然因為費曼只是個小孩而不借給他。費曼要說謊稱書是幫他父親借的,才能得到他想學習的知識。
由於費曼的數學知識大多靠自學,他自己發明了很多數學符號。他也不喜歡記著科學實驗或理論的名稱,他認為只需要知道內容就可以了。這導致他教導同學、寫筆記和交功課時,有時會不自覺用了自創的符號,以致沒有人明白他在說什麼!他後來笑稱,他父親忘記了告訴他名字是跟其他人溝通的重要工具。費曼的數學功力十分深厚,他於高中最後一年贏得了紐約大學數學冠軍賽。
輕視人文哲學題目 卻愛上素描、邦哥鼓藝術
費曼曾認為「真正的男人不會對詩詞和類似的東西感興趣」,這與他後來沉醉於素描和邦哥鼓等藝術相映成趣。由於中學時代的費曼的人文科目成績不太理想,而且他來自於一個猶太家庭,即使他的數學和物理成績都十分優異,這些都使他在升讀大學時碰到不少困難。他曾經試過考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入學試,但並沒有被錄取。最後,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錄取了他。
費曼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修讀物理學,成績優異。不過,他有時候還是會用了自己發明的數學符號,使他的同學們一頭霧水。費曼很不喜歡人文學科,可是麻省理工要求學生必須修讀人文課程才能畢業,費曼就勉強選了哲學,因為他覺得這是最接近科學的科目了。
在英國文學課裡,教授要求同學們寫一篇文章,費曼絞盡腦汁也寫不出來。最後,費曼把自己正在研究的物理題目亂寫一通,竟然獲得教授稱讚,並在課堂上朗讀出來!這使費曼從此輕視某些人文和哲學題目。
調皮搗蛋的費曼
費曼也愛捉弄人。在大學裡有間房間,很多同學都會在裡面溫習。每當有人進去問問題後,裡面的人都會大叫「請關門! (Please shut the door!) 」有一天清晨,費曼睡不著,散步經過那房間。他發現兩扇門的其中一扇不見了,只留了一個牌子,寫著「Please shut the door」。
費曼認為應該是有人很煩厭這句話,所以惡作劇拿走了門。費曼覺得很有趣,就偷偷把另一扇門也拿走藏起來。沒有人找到那兩扇門。後來,學生聚餐時就討論該怎麼辦。費曼發言說:「我建議拿走了門的人,可以匿名留下字條,寫出門的藏處。」學生們並未認真考慮費曼的建議。高年級的學長認為事態嚴重,於是對在場的每個人逐一問話:「門是你拿走的嗎?」每個人都說不是。
輪到費曼時,學長問:「門是你拿走的嗎?」費曼回答:「是的,門是我拿走的。」學長就說:「費曼!這是很認真的,不要開玩笑!」然後就去問下一位學生了。之後,門被還回來了。直到幾個月以後,他們才發現原來其中一扇門真是費曼拿走的。他們就很生氣,說費曼不應該說謊。費曼說,可是他明明有誠實回答啊!
別鬧了,費曼先生!
費曼大學畢業後,報考了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研究生課程,並在物理入學試中取得滿分。他的數學成績也非常出色,可是英文和歷史科卻考得很差。這令普林斯頓物理系主任非常擔心。不過,原來他並不擔心費曼的成績,而是費曼的猶太人身分。因為歧視,大學分配給猶太人的學位很少。費曼最終被取錄,跟隨約翰.惠勒 (John Wheeler) 進行理論物理學的研究。
費曼第一天進入普林斯頓,去了參加院長的茶會。費曼從未參與過這種社交茶會,不知道原來有很多禮儀。茶會上,院長夫人問費曼:「費曼先生,請問你想要加檸檬或是奶油?」不懂如何選擇的費曼說:「都要。」院長夫人就笑說:「嘻、嘻、嘻、嘻、嘻。別鬧了,費曼先生!」費曼後來才知道,每當院長夫人「嘻、嘻、嘻、嘻、嘻。」地笑,就即是有人犯了社交錯誤。後來,費曼第一本自傳的書名就叫做《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費曼打算在他的首個研討會上報告他與惠勒共同研究的一個結合量子力學與電動力學的構想。惠勒竟然邀請了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現代電腦和博弈論之父、數學家約翰.馮諾曼 (John von Neumann) ;以及提出量子力學效應「鮑利不相容原理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的華夫岡.鮑利 (Wolfgang Pauli) 等人出席!
知道了這些科學巨人將會來聽自己第一次的研究報告,費曼當然非常緊張。研討會當天,費曼很早就到課室準備。怎料愛因斯坦剛進課室,向費曼說的第一句話是:「請問茶點放在哪裡?」想必費曼當時不會知道,未來自己會成為跟愛因斯坦等人一樣有名的科學巨人吧!結果,當費曼開始講解物理的時候,就完全忘記了聽眾是誰,完全不緊張了。
加入曼哈頓計劃 偷走夾萬文件
1942年,正在寫博士論文的費曼,被羅拔.奧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 招募進入極機密的原子彈研發計劃「曼哈頓計劃 (Manhattan Project) 」。研究部門設於新默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New Mexico) ,費曼與其他科學家都必須搬到建於當地的研究所居住。
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區是軍事重地,保安非常嚴密。進入時必須在入口閘門經過冗長的安全檢查,然而離開卻只需出示證件就可以了。費曼發現圍籬上有個大洞,可以避開安全檢查進入研究所。費曼認為軍隊安全意識不足,然而他愛玩的性格又驅使他不直接報告,而是跟軍隊開個玩笑。費曼利用籬上的洞進入,然後在閘門出示證件離開,如是者不斷地重複進進出出。負責檢查的軍人覺得奇怪,為什麼這同一個人沒有進入過,卻不斷離開?結果他們竟然拘捕了費曼,而不是去正視問題。
大家可能聽說過費曼的開鎖傳奇。研究所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夾萬。費曼研究了夾萬運作方式,發現很多人選的密碼都很容易猜到。結果,他練成了能在短時間內打開研究所內任何人夾萬的技術,經常偷走其他人夾萬內的重要文件,放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希望提高他們的安全意識。每個人都非常害怕費曼,他的開鎖技術連真正的鎖匠也為之景仰。結果,將軍竟然不是要求眾人更改密碼,而是叫所有人提防費曼。
研發平行運算 改變運算方式
研究所訂了一部當年最新的 IBM 打卡式電腦(即是用打有孔的卡片進行計算的最早期的電腦),足足有一個房間那麼大,用來計算提煉鈾元素的方程式。費曼領導一隊從全國挑選出來的精英中學生,要在幾個月內算出結果。由於計算複雜,而人手更換卡片的速度又慢,進度落後很多。最終費曼與學生們發現,如果分開幾隊人手同時計算不同的部分再整合結果,速度會快很多。這使費曼成為平行運算 (parallel computation) 的創始人,而且是在現代電腦被發明出來之前的人力平行運算!
物理學家的愛情故事
費曼第一任妻子叫做阿琳 (Arline Greenbaum) 。他倆從學校讀書時已相識,是對青梅竹馬,而且亦認定對方為終身伴侶。1996 年的電影《無限 (Infinity) 》描述的就是費曼與阿琳的愛情故事。可惜,天意總弄人,正當一切都看似美好時——費曼是物理學界的明日之星,仍未博士畢業就參與了曼哈頓計劃——阿琳被診斷出患有肺癆,當時這是不治之症。阿琳剛出現症狀時,醫生以為阿琳患的是小病。費曼卻不同意,他自己一個在圖書館裡尋找資料,對比阿琳的病徵。最後是他向醫生建議,阿琳患的可能是絕症。多麼動人、又多麼令人心碎。
費曼在普林斯頓的博士奬學金有一附帶條件,就是受獎人不能已婚。1942 年,費曼取得博士學位後,就立刻向阿琳求婚。雖然費曼的父母反對,費曼與阿琳仍然在紐約史丹頓島 (Staten Island) 的市政廳結婚。由於肺癆會透過接吻傳染,費曼只能在婚禮親吻阿琳的臉頰。沒有親人和朋友來他倆的婚禮,只有一對陌生人見證。
因為曼哈頓計劃是機密,阿琳不可以隨費曼搬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所居住。而且,她因病情嚴重,必須廿四小時住院。費曼於奧本海默的協助下,在新默墨西哥州阿布奎基 (Albuquerque) 找到一間療養院供阿琳入住,以便費曼能於週末駕駛幾個小時的車程穿過沙漠去探望她。
費曼和阿琳喜歡以書信通訊。在戰時的軍事重地都有一個不明文規定,軍隊負責人會拆開所有信件,確保軍事機密沒有外洩,而且會擅自刪改內容。為了不讓其他人明白信件內容,費曼和阿琳就發明了一種只有他倆明白的密碼。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信件常常通過不了軍隊審查,因為軍隊想要知道他們的密碼有沒有洩漏機密!不過費曼和阿琳很享受寫這些密碼去刺激軍隊,軍隊花時間解碼後發現密碼內容只是日常購物清單之類!
當時,費曼因為介意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苦惱。阿琳告訴他,不用介意別人的評價,要忠於自己。阿琳在療養院對費曼說:「你管別人怎麼想?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阿琳過世後,費曼寫了兩本自傳(都是他口述然後朋友幫他寫出來)。費曼第二本自傳的書名,就是以這句話命名。
當阿琳快不行的時候,醫院打電話給費曼,叫他快來醫院。費曼就借了朋友的車(他們後來才發現這個借車的朋友是間諜),極速向醫院開去,但在途中車子又壞了幾次,幾經波折才趕到醫院,可惜已經來不及見阿琳最後一面。費曼回憶說,他當時很傷心,可是卻沒有哭出來。他看到阿琳床邊放著阿琳送給他的手錶,錶面時間竟然停在阿琳的死亡時間!費曼初時覺得這是阿琳留給他的訊息,然而理性告訴他這不太可能。這手錶曾經壞過幾次,每次都是費曼把它修好。所以,費曼知道應該是護士拿起手錶記錄阿琳的死亡時間時,不小心再次弄停了它。
費曼回憶說,直到很多個月後,他在街上看見一間時裝店的一條裙,心想阿琳一定會喜歡,終於才淚流不止。阿琳生前很喜歡與費曼寫信。阿琳死後一年半,費曼寫了一封最後的信給他的太太。費曼自己一直收藏著這封信,直到他 1988 年離世後人們才把信打開。信中充滿費曼對阿琳的愛,在最後一句,費曼寫道:「附注:請原諒我沒有把信寄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啊。」
“PS Please excuse my not mailing this — but I don’t know your new address.”
原子彈試爆
史上第一個原子彈試爆時(試爆計劃代號是「三位一體 (Trinity) 」),所有研究人員都被安排在遠處觀看。由於核反應會釋放出極大量的高能量輻射,包括伽瑪射線、X射線和紫外線,每個人都分配有護目鏡。只有費曼沒有戴上護目鏡,他選擇於車內觀看試爆,因為他知道紫外線並不能穿透車輛的擋風玻璃。試爆成功,所有人都非常興奮,因為他們的研究終於成功了。只有三位一體計劃負責人肯尼.班布里奇 (Kenneth Bainbridge) 對奧本海默說:「現在我們都是婊子養的。 (Now we are all sons of bitches.) 」
費曼回憶道,當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毀滅時,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究竟做了什麼事。直到後來,興奮感褪去了,費曼才意識到,這將是世界末日的開端。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當費曼看見街上有工人在建設房屋和橋樑時,他都會想:「這些全都沒有意義;這一切都將被摧毀。為什麼還要建設?」的確,當年不少科學家認為世界即將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人類會因核戰而滅絕。
隨心研究 由餐碟擺動到量子電動力學
戰後,費曼在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當物理學教授。他曾有一段時間因為想不出新的物理構思而非常苦惱。費曼覺得自己不值得大學高薪聘請,他走去跟物理系主任說:「我想不到重要的問題去研究。」系主任就跟他說:「別擔心,聘人是我們應該承擔的風險,你儘管做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就好。」從此,費曼就真的不管任何人,只做自己感興趣的事。
有一天,費曼在餐廳看到幾個學生在拋餐碟。餐碟上印有學校的標誌。費曼發現標誌旋轉和擺動的頻率似乎有著某個數學關係。他覺得這個現象很有趣,於是立即埋首計算。他把計算結果交給系主任看,主任問他:「這很有趣,可是有什麼用?」費曼回答:「我只是覺得這很有趣,我不管它有什麼用!」
世事難料。費曼在 1965 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原因是他成功推導出電磁輻射與物質的交互作用的一個完整理論,稱為量子電動力學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費曼對其中電子自旋的計算靈感就是來自於當年餐碟標誌的計算。
費曼與朝永振一郎 (Shin’itirō Tomonaga) 以及朱利安.施溫格 (Julian Schwinger) 共同獲得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三人各得 1/3 獎金,因為他們各自使用不同方法推導出相同結論。其中,費曼的方法與別不同,他用圖象方法代替繁瑣的代數運算,使整個物理過程能表達得更清晰。我們現在稱之為費曼圖 (Feynman diagram) ,是粒子物理學計算不可或缺的工具。或許費曼擅長把物理問題圖象化,是因為他父親的教導。
有一次,工作人員帶費曼去看巨大的粒子對撞機。費曼問:「這些機器用來做什麼的?」工作人員說:「費曼教授,這些機器是用來驗證你的理論的!」「花了多少錢?」「3 千 7 百萬美元。」費曼笑說:「你們這麼不相信我的理論嗎?」
熱愛邦哥鼓 街頭巡遊表演
費曼的父親在 1946 年離世,費曼因此受抑鬱症狀困擾。也是於同時期,費曼寫了上述給阿琳的最後情信。1951 至 1952 年,費曼使用他的研究休假(sabbatical,研究員可在休假的情況下自由進行研究)到巴西授課。
費曼很愛打邦哥鼓 (bongo) ,他甚至因為作為愛打邦哥鼓的物理學家而為人所識。在巴西,費曼深深受森巴音樂所打動,他學習了一種叫「frigideira」的巴西獨有的樂器。他參加了一個地道樂團,而且更被選拔進入街頭巡遊表演!
表演那天,費曼入住的酒店一個相熟的侍應生知道費曼熱愛森巴音樂,就跟費曼說:「教授,今天街上有森巴音樂巡遊表演,你一定會喜歡!」費曼就說:「今天我有事要做。」結果,當費曼的樂團經過費曼的酒店時,那侍應驚喜地發現費曼竟然是表演者之一!他就大叫:「那是教授!那是教授啊!」費曼在巴西歷險之後,沒有再回到康奈爾大學,轉到加州理工大學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任教直到 1988 年離世。
以科學角度欣賞花朵之美
費曼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可能並非他的科學成就,而是他對知識的態度。費曼的藝術家朋友 Jirayr Zorthian 對他說:「科學拿走了花朵之美,令花朵變得枯燥乏味。」費曼回答道:「我也可以感受到花朵之美。但同時我看到其他人並不一定能立即看出的更深刻的美麗。我能看見花朵之中複雜的互動之美。花是紅色的。這代表花朵演化出顏色去吸引昆蟲嗎?這帶出另一個問題:昆蟲能看見顏色嗎?牠們會審美嗎?如此類推。我看不出研究花朵何以拿走它的美麗。這只會加深。我不明白這如何減少。」
“The beauty that is there for you is also available for me, too. But I see a deeper beauty that isn’t so readily available to others. I can see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of the flower. The color of the flower is red. Does the fact that the plant has color mean that it evolved to attract insects? This adds a further question. Can insects see color? Do they have an aesthetic sense? And so on. I don’t see how studying a flower ever detracts from its beauty. It only adds. I don’t understand how it subtracts.”
費曼認為,世界的美麗是每個人都可以看見的。但透過科學,除了世界外表上的美,我們更可以看見大自然運作的美麗。後來費曼跟 Jirayr 約定,每隔週末輪流教導對方自己擅長的事。這個禮拜,費曼會教他物理學;下個禮拜,他會教費曼畫畫。最終費曼學會了素描,舉辦了(匿名)個人畫展,更有人以高價買他的作品。費曼說, Jirayr 卻學得不太好。
沒有架子的科學巨人 為脫衣俱樂部辯護
費曼從不擺教授的架子。他試過在休假年走到生物學系上課,因為他對生物學感興趣。生物系的教授就說:「你可以跟其他學生一起上課和實習,條件是你要跟他們一樣交齊功課和報告。」結果費曼真的照做了。
費曼喜歡光顧一家脫衣舞酒吧,他會點一支可樂(他在巴西時戒了酒,從此他未有再喝過一滴酒精),然後計算一些物理問題,或是練習素描。酒吧顧客也不乏其他專業人士,有律師、老師等等。後來,這家酒吧被人告上法院,說他們破壞社區形象之類的。酒吧老闆請求常客們幫他辯護,可是那些專業人士們一個也沒答應,除了費曼。費曼想,我喜歡這裡,而且也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怕什麼?費曼就出庭作證了。結果,第二天報紙就刊登了「物理學教授經常光顧脫衣舞酒吧」。
費曼走出失去阿琳的極度傷痛後,曾兩次再婚。他與第二任妻子 Mary Louise Bell 去度蜜月的時候,竟然同時沉迷於破解古馬雅文明的文字,這一點各位男士最好不要學,除非得到了太太的批准……
疼愛子女 遺憾未能見證女兒長大成人
費曼與第三任妻子 Gweneth 於 1962 年誕下了卡爾 (Carl Feynman) ,然後他們於 1968 年領養了米雪 (Michelle Feynman)。費曼曾嘗試使用他父親當年教育他的方式,跟卡爾和米雪一起讀大英百科全書。可是費曼發現這只對卡爾有效。卡爾後來成為了電腦科學系教授,而米雪則成為了著名的攝影師。
費曼很愛他的兩個子女。費曼於 1978 年被診斷出患有脂肪肉瘤(癌症的一種),可能是由於當年曼哈頓計劃時接觸太多放射性物質(他們每天都會用手摸一個放射性物質造成的球)。《費曼的彩虹 (Feynman’s Rainbow) 》作者倫納.姆沃迪瑙 (Leonard Mlodinow) 曾經問費曼有沒有什麼遺憾。姆沃迪瑙本來以為費曼會回答他在理論物理上遇到的難題。然而,費曼眼泛淚光地說:「我最大的遺憾是我可能不能親眼看見我的女兒米雪長大成人。」
關心教育 啟發下一代
費曼也關心教育。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曾講了一次為期兩年的物理學課程,對象是全校所有新入學的學生。費曼講課生動,深受學生喜愛。結果,很多教授和研究生每堂都會來旁聽,使得座無虛席,連地板和樓梯都坐或站滿了人。這套講義被完整記錄了下來,編成了著名的《費曼物理學講義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這一套三冊紅色硬皮教科書,時至今天依然風行於物理系學生之間。加州理工學院現已把所有《費曼物理學講義》放在網上,使所有人也可以免費讀到費曼教的物理學。
費曼曾經幫助政府審查中學科學和數學課程用的課本。他非常認真的逐書逐頁看完,寫下了很多感想和意見,希望出版社和作者能夠改善。可是根本沒有人理會費曼的意見。費曼也發現,委員之中只有他細心看過這些課本。此後,費曼決定不再幫助政府做任何事。
不以為意諾貝爾獎 發現自然定律便是最大榮譽
費曼並不喜歡諾貝爾獎或任何其他榮譽。他認為榮譽只會為他帶來煩惱。1965 年,當諾貝爾獎委員會於美國半夜時間從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費曼時,他生氣地說:「現在什麼時候?明天早上再打來!」就掛了電話。很多記者一個接一個打電話給費曼,使得他要把電話線拔掉。費曼苦惱地問妻子,他應不應接受這個獎。他妻子就說:「如果你不接受這個獎,你會更加出名。」於是,他無可奈何地就接受了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是瑞典國王頒授的,諾貝爾獎得主需要走到台中間從國王手中接過獎項(只有一次例外,就是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因患阿茲海默症,瑞典國王親自走到高錕前)。費曼以為離開時不能背著國王,於是就練習倒後行。後來有人告訴他瑞典沒有這個規定,他才鬆一口氣。
費曼在諾貝爾獎晚宴上看見丹麥公主,他就問可否坐在旁邊,公主說:「可以,你不是其中一位得主嗎?你是做什麼領域的?」費曼回答:「我做物理的。」公主就說:「噢!我們不能談論物理,因為那是沒有人明白的領域。」費曼卻說:「正正相反。正是沒有人明白的東西,我們才要去討論。人人都明白的東西,就不需要討論了。」費曼說得雖然很對,但公主眼睜睜地看著他,面上頓時結冰。
費曼認為能夠發現自然定律,就已經是最大的榮譽。他享受找尋大自然定律的樂趣 (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認為成就不應該由獎項去量度。費曼說,他知道其他科學家會運用他的研究結果,就是他的成就。費曼得到諾貝爾獎後,他以前的一個學生 Koichi Mano 寫信祝賀他。費曼回信問 Mano 現在做些什麼研究, Mano 回覆說自己的研究是「卑微」的。費曼看了,就回信說:「那些你能解決、能幫助解決、能夠出力的問題,就是值得花時間研究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做些東西,這問題就不小、不瑣碎。你說你名不見經傳?對你妻兒來說,沒有這回事。」
重回政府助調查穿梭機爆炸慘劇
1986 年,美國太空穿梭機挑戰者號 (Challenger) 升空時發生爆炸, 7 名太空人全部罹難。政府邀請費曼成為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他本來是拒絕的。可是,費曼的妻子對他說:「如果你不去做,就永遠沒有人能夠發現這意外的真相。」最終,費曼調查出了事故原因:升空當天氣溫很低,不幸地穿梭機的 O 型環在低溫下會失去彈性,導致燃料洩漏並引發爆炸。費曼在聽證會上突然公開做實驗,證明 O 型環在低溫下的確會失去彈性。不過,這其實是委員會中的一位軍隊將領故意暗示,引導費曼找出答案。費曼知道後曾一度非常生氣,不過最後他倆成為了好朋友。
費曼公開展示美國太空總署的失誤,不單令全世界嘩然,美國政府對費曼的擅自行動也非常不高興。費曼獨自寫了一篇報告,可是委員會卻不肯把費曼的報告加入到最終要總統簽署的報告書之中。費曼就說,如果不加入我寫的報告,我就不會在報告書上簽名。這樣的話,調查就永遠不能結束。最後雙方妥協,費曼寫的報告被放在報告書附錄裡。費曼在裡面寫的最後一句話,當為所有人引以為鑑:「對於一項成功的技術,真相必須置於公共關係之前,因為大自然是不可能被欺騙的。」
“For a successful technology, reality must take precedence over public relation, for Nature cannot be fooled.”
晚年醉心研究克孜勒文化
費曼晚年時,曾與好友 Ralph Leighton 打賭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唐努‧圖雅 (Tannu Tuva) ,其首府叫做克孜勒 (Kyzyl) 。費曼覺得這個地方一定很有趣,因為這個地方的拼音裡完全沒有響音。圖雅人也有著唱喉音的傳統,費曼非常希望親身去感受這個地方的文化。可是,圖雅是當時蘇聯的一部分,由於美蘇冷戰,一般美國人是很難得到簽證前往蘇聯的。蘇聯政府提出,如果費曼以諾貝爾獎得主身分去蘇聯的大學演講,就可以獲得特權去克孜勒。可是,費曼一生謹記他父親的說話,非常討厭特權,拒絕用這個方法得到簽證。他們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克孜勒的文化,並以一般人的身分與很多研究圖雅的專家和教授交流。他們在美國舉辦巡迴展覽,介紹圖雅文化,希望以此換取簽證去克孜勒。
1988 年 2 月 18 日,能夠前往圖雅的簽證終於送到了費曼的家。可惜的是,費曼已經在 3 天前與世長辭。費曼清楚知道自己未必能夠等到簽證去完成他這最後心願。可他仍然堅持原則,不使用任何特權。費曼在人生最後的歷險之中學到了圖雅的文化,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不死的好奇心
費曼對世界的看法,很簡單,也很深刻。他接受大自然就是我們觀察到的樣子,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他覺得,知道自己並不知道,比起以為自己知道但卻是錯的答案,更有趣。他曾說:「我可以與懷疑、不確定、不知道共存。我覺得比起知道可能是錯的答案,不知道反而更加有趣。」
“I can live with doubt, and uncertainty, and not knowing. I think it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to live not knowing than have answers which might be wrong.”
費曼一生都覺得世界是有趣的,以純真的好奇心去看這個宇宙。他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說話,也許亦是他這一生歷險的最佳結語:「死亡很沉悶。我會討厭死兩次。」
“I’d hate to die twice. It’s so boring.”
謹以此文紀念費曼。希望在下個 100 週年,費曼的歷險傳奇和科學態度,仍會繼續啟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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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at noon's when you called me and
今天中午當你打電話給我
Said how ya doing Remember those days?
說近來可好 還記得那些日子嗎?
Yea I smiled said I’m good and I
是的 我笑著說我很好
Still think of you but you wanted change
我仍然想著你 但你卻說你想改變
Now let those moments be memories written on a page
現在讓這些時刻成為回憶寫在故事篇章裡
Let us go and let your mind be blind
讓我們繼續向前吧 不要想太多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不管有多辛苦
Leave the past in the past
已經發生的事就留在過去
But you gotta know when to say goodbye
但是你要知道何時該說再見
Maybe we weren’t destined
也許我們不是注定的一對
But we can’t say we didn’t try
但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為這段感情努力嘗試
Just know that we had some good in goodbye
說再見時 只要知道我們心中曾經有過彼此就足矣
Goodbye
再見
Listen soon I’ll be gone and you
我即將要離開
Won’t even know my face or my name
你甚至不會記住我的面孔或名字
And my calls will go to voicemail ‘cause
我的電話會轉到語音信箱 因為
You won’t even have the time of day
你不會有時間花心思在我身上
So let these moments be memories written on a page
因此讓這些時刻成為回憶寫在故事篇章裡
Let us go, let your mind be blind
讓我們走吧 不要想太多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不管有多辛苦
Leave the past in the past
已經發生的事就留在過去
But you gotta know when to say goodbye
但是你要知道何時該說再見
Maybe we weren’t destined
也許我們不是注定的一對
But we can’t say we didn’t try
但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為這段感情努力嘗試
But you gotta know we had some good in goodbyes
說再見時 只要知道我們心中曾經有過彼此就足矣
Goodbye
再見
Do not live with regret
不要後悔地生活
Anything could happen
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一切發生的原因
We know people do change
我們知道人們會改變
So we learn to let go
所以我們要學會放手
But life goes on
因為生活還要繼續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不管有多辛苦
Leave the past in the past
已經發生的事就留在過去
But you gotta know when to say goodbye
但是你要知道何時該說再見
Maybe we weren’t destined
也許我們不是注定的一對
But we can’t say we didn’t try
但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為這段感情努力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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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好好說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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